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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的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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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25 17:22: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上周末拿到丁老师的大作<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很喜欢,现摘部分与大家共享

 

第六章   第一节   儿童精神的诗性逻辑


 

儿童精神的自我中心化倾向,及其在认知上的主客体混沌不分,抑或分化的不充分,使得儿童常常将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儿童携带着与生俱来的潜意识倾向,自在地向周围的一切释放着、投射着他的本能冲动、欲望和需求。于是,儿童眼中的万事万物,总是隐喻地被注入了儿童的生命意识、主观意愿和情感意识,客体就不再是纯粹机械呆板的,因为它被赋予了主体的特征。如杜威说的:“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事实和规律的世界。儿童世界的主要特征不是什么与外界事物相符合这个意义的世界,而是感情和同情……”[7](p.116)

  当儿童的主体特征附着于世界、渗通于世界中去,儿童借以把握世界的逻辑就必然充满着他强烈的个人感性主义的色彩。其中,泛灵主义的拟人化就成为儿童进行逻辑心理活动的惯常手法。在一个孩子看来,花是活的生命,这不是因为植物是有机的生命体,而花又是植物的一种生命表现,而是因为“花是能呼吸的,它的叶子就是它的手,它的枝条是它的身体”。同样,房子也是活的,因为“窗户就是房子的眼睛”;风也是活的,因为“它知道自己在动”,“风会自己跑”;而汽车之所以会跑动,因为它“喝了油,有劲了”;树之所以能长高,是因为它从地下“吃了有营养的水”。然而,在成人的逻辑里,房子只不过是建筑材料的堆砌和构型,风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空气的在流动,车能跑是因为动力能量的消耗,树的成长也不过就是一种纯粹自然的生命现象而已。根据皮亚杰的研究,儿童的这种泛灵化倾向在十一二岁以后才逐渐衰微。就象雅克.马利坦所说的,“如果事物以其被提供给心灵直觉的存在这一简单事实来提高心灵和给心灵以快感,那么理解这事物就是善,这事物就是善,这事物就是美的。”[8](p.79)也正是由于儿童的逻辑渗入了他自己的感性倾向的主体特征,才成为充满了浓厚的人性化色彩的诗性逻辑。

  儿童如原始人类一样由于“心灵的不确定性”去以己度物,将无感觉无情欲的事物赋予了感觉,赋予了情欲,“在无知中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变成整个世界了”。[6](p.162)实际上,当儿童周围的每一个事物一旦被潜意识地赋予了他个人感性主义的主体特征,这就使得各种事物从它们共同所拥有的主体特征那里获得到了联系或联结(当然,从绝对意义上讲,任何事物原本都是联系着的),世界由此获得了统一。正是这种联系或联结就自然地衍变成儿童进行判断或推导事物之间逻辑关系的依据。于是,儿童会认为一切事物肯定都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或者说任何现象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而这种联系或原因肯定又指向人或者就是他自己。儿童的“目的论”、“人为论”都是体现了这种逻辑信念。一个6岁的儿童会纳闷,为什么两座山一大一小,他觉得大山是为了远徒旅行,小山是为了短途旅行的。看到在斜坡上往下滚动的弹子,会问:它为什么会滚动?而他并不会对运用物理运动学知识来进行的解释感到满意,他想知道的却是弹子是否会知道下面的人在等它。同样,对于电灯为什么会照明,他也不满意于“电能变成光能”的解释,他觉得答案应该是,因为他在黑暗里看不见东西、不能玩,是他想让它发光的。当儿童把任何事物或现象的发生或存在都倾向于归结为是为了人的目的或原因,也就使得他把许多纯自然的客体现象看成是人为的。山川湖泊是为了人们的游玩而人工制造的,日月星辰是为了获得光明或取暖而送到天上的,刮风下雨也肯定是类似于人的“神仙”或“上帝”意愿的表达。

  因为在儿童的眼中,任何现象的发生都有其原因或目的,儿童常常喜欢寻问一些现象发生的原因,或某种事物的起源,甚至刨根问底,并期望得到最后的解释。也正因为如此,儿童经常会有关涉哲学性质的深刻发问。“世界上第一个人是怎么来的?”“天上的太阳为什么不会掉下来?”“为什么都是梧桐树上的叶子,怎么就长的不一样?”“人死了,他自己还知道吗?如果他不知道,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就不知道?”“这是在现在吗?我怎么知道这就是现在而不是昨天呢?” 儿童的许多“为什么”,常常成为成人难以回答的问题。


儿童自觉的理性意识以及抽象概括能力不发达或不成熟,相应地,感觉投入、动作参与、身体的直接体验则是他联结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基本方式。儿童置全身心与其中的客观环境,就是一个直观的、具体的、形象的,也是生动的、活泼的、情境化的表象世界,实在的表象集合构成为儿童观念体系或精神系统中的主体。这个实在的表象组合恰如维柯所说的原始人的逻辑思维,是“把各种不同的人物、事迹或事物总括在一个相当于一般概念的一个具体形象里去。”[6](p.121)由此,年幼儿童的概念获得,以及判断、推理的逻辑过程,几乎不可能有效地摆脱具体事物表象和客观情境的束缚和制约。儿童在概念上的“实在论”、推理上的直觉性和接近性特点,以及守恒概念获得的延迟或滞后,都表现出儿童逻辑的直觉性和具象性特征。

  儿童的“实在论”主要表现为他倾向于将假设的、心理的、名称(符号)等不实在的事物混同于现实的、物理的、实体等实在的事物,或者他更愿意承认或接受实在的概念。皮亚杰曾拿这样一个问题问8岁以下的儿童:如果你能摸到太阳,太阳有没有感觉呢?结果孩子干脆否定这一假设:你肯定摸不到太阳。再进一步问:是假设你能够摸到的话,太阳有没有感觉呢?结果他竟也还是否定:不能,因为它太高了。至于儿童把“思想”或“观念”等之类的虚体名词,等同于“声音”或“呼吸”,甚至是“球体”、“风”等实体的事物,则表明了儿童的“心物不分”。这种现象,“只有到11岁左右,儿童才能将思想和所思之物分而为二。”[9](p.76)也是由于这种心物不分,儿童又常常将事物名称这一符号等同于该名称所指向实在之物。另外,儿童的守恒概念需要在形式运算阶段才可最终巩固。在这之前,儿童对于事物的量的变化仅依据于外观的形状或体积来进行。这也是体现了儿童的概念是具有实在性的。

  儿童相信任何事物之间都是有必然联系的,现象之间都会有因果联结,但却由于逻辑的直觉性和具象性,其推理方式就主要表现为直觉推理和接近性推理。儿童常常依赖于主体自己的直觉和直觉接受的表面现象,而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或现象背后的本质,来进行事物或现象逻辑关系的推断。如,处于前运算认知阶段的儿童,他会认为“现在不是下午,因为我还没有吃午饭”或“午睡”。在他看来,“下午”是他自己私有的象征,而不是一个社会化的概念。询问在道德发展处于他律阶段的儿童,有两个孩子的行为,哪一个不好:其中一个孩子为帮父母做家务,不小心打碎了15个杯子,而另一个孩子偷东西,结果打碎了1个杯子。结果儿童表示是前者行为更恶劣,因为“打碎的多。”行为表面的结果成为儿童道德判断的依据。另外,这种推理的直觉性必然又表现出推理的接近性,即儿童认为在“时间或地点上相互接近的事物或现象之间肯定存在因果关系,即使我们成人所认为的偶然发生的事件,儿童也会找出它发生的原因。”[9](p.71)当两件事情连续发生时,前面的事情就是“引起”后面事情的原因,或者说,后面的事情的发生就是后面事情目的。例如“午睡”是“下午到来”的原因。在这里,现象上的“接近性”成为因果关系的逻辑基础或依据。

  儿童的逻辑诗性融儿童个体主观感性、事物直觉表象以及具体情境于浑然一体。这种“诗性直觉,它既是创造性的又是认识性的,或则可特别的视为创造性的,从而同被它所把握的东西有关。”[10](p.101)儿童尽管不能够如成人那样地进行抽象地、形式化的逻辑思维,但他也就不拘于理性逻辑的形式性框架或直线性规范,从而使得他的那种个体主观性的、直接经验式的逻辑,表现出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的创造性、开放性和跳跃性。儿童的逻辑是蕴涵着无数个可能和偶然的逻辑。正所谓,一加一等于二,那是成人的逻辑,是按照成人的科学理性、客观标准而得出的结论。但在儿童的逻辑里,一加一潜藏着太多的可能性,就不会正好等于二。在中班的一次教学活动中,孩子们被要求到前面的图画板上,粘贴上小动物。图上画有河流、大树、草地等,备粘贴的是小猴子、小白兔、小鸭子等动物卡片。结果被叫上去的一个小女孩,上来就把小猴子贴在了天上,小兔子则被粘到河里,小鸭子被粘贴在了草地上。老师很惊讶,也甚至有点觉得孩子是在故意恶作剧,因为按照常识,猴子在树上,鸭子在水里,兔子在草地上,这是很容易完成的。然而,当孩子讲完她现场编出的故事,我们却不得不再一次惊讶于孩子的想象与创造。她讲的情节大体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小猴子在树上打盹,小鸭子在河里游泳,小兔子在岸上吃着嫩嫩的草。一会儿,小兔子感觉太热了,看到小鸭子在水里那么舒服、凉爽,它也想到河里洗个澡。可是,它忘了自己不会游泳,结果一到河里就往下沉啊,小鸭子就赶快来救它,可是,小鸭子太小了,救不动它啊,于是小鸭子就急忙跑上岸大声喊:小兔子落水了,快来救命啊……小猴子被惊醒了,于是,它就从树上向河里的小兔子那里使劲跳去……

 

 楼主| 发表于 2010-8-25 17:24:0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儿童人文性精神:一种永恒的精神

人文性的精神是人类精神与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它如一条绵延的链条自始至终地贯穿了个体生命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历程。对于个体而言,童年时期的人文性精神及经验是孕育未来生活与生命走向的历史渊源,是生发成人理性人格的精神根基。所以,童年就是每一个成人的精神故乡。从类的角度看,儿童的人文性精神作为人类原初文化的再现,就是孕育与生成现代人类精神与文化的母体。可见,童年的人文性精神既是我们人类放逐心灵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精神回归的最后家园。

 

第一节:童年的人文性精神及经验是个体精神成长的根基与渊源

 

儿童精神在主客融合的亲身体验中,在诗性逻辑的性情化理解中,在感性的潜意识的涌动中,以及自发自愿的游戏性生活中,进行着人之自我意识的表达,追寻着内部主观的自由体验,从而彰显出一股充满人文意蕴的文化力量。从个体发展的角度而言,儿童的这种人文性精神一经起始于个体生命的诞生,便一直绵亘于个体成长的整个儿童时期,成为主导整个儿童时代的精神与生活的支配性力量。然而,这种童年特质的精神并不会随童年期的远去而消逝,而是作为一种深层的精神根基一直延伸向童年以后的生命历程中去。

 

每一个人都是从童年走来。然而,儿童时期的人文性精神并不仅仅只是书写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人文童年,它也犹如一池永不干涸的甘泉持久地滋润着以理性生活为主导的成人的精神生活。每一个人也都会怀念自己那已经远离了的童年。无论自己的童年是清贫还是富足,是痛苦还是快乐,但回忆起来却总是那么令人回味无穷、意犹未尽。法国作家路易-夏杜恩(1890—1924)曾这样说过:“童年的岁月,它的苦恼本身现在都似乎是幸福,它那经久不散的芳香仍馥郁在我们的迟暮季节。”[1]童年的人文是人生文化的重要篇章,它让每一个历经它的成人都会终生留连。“诗人真正的祖国是童年”(里尔克语)。许许多多的文人都曾不惜笔墨地抒发着对于童年的缕缕深情,而他们自己的童年也正是孕育了他们浓厚的人文情愫和乡土情结的源泉。

 

印度诗人泰戈尔(R.Tagore)曾这样写道:“我牢记我的童年,那时太阳初升,好象我的游戏的小伙伴,常常带着每天早晨的惊喜之情闯进房间,直奔我的床边;那时,对奇迹的信念,每天在我的心里像鲜花般开放,我满怀单纯的喜悦,凝望着世界的脸,那时昆虫鸟兽,寻常的莠草、青草和云彩,各有其最充分的、奇迹般的价值;那时,夜间潺潺的雨声带来了仙境的梦,黄昏里母亲的声音说出了繁星的意义。”他还曾写道:“童年时期,‘雨水滴答滴答掉在河里’形成的环形物,对我来说像入迷的咒语一样神秘莫测,对那种图景的迷恋至今难以忘怀。”[2]

 

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П.А.,ПетрАлексеевичКропоткин, 1842-1921)认为,儿童的精神园地可以种植着终生不灭的记忆。克鲁泡特金70岁时在随笔中对于自己的童年有过这样的描述:“我5岁时,生身故乡的街角上,看到过粗糙的黑白幻灯,那画面的美丽,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那时所受到的感动,到了今天这个年纪还生动地留在我的心里。而且在那以后,看到过许多美丽的东西,但是,每次我都想:不,等一下!还有比这更美的呀!记忆中浮现出来的,总是幼年时所受到的感动。那最为美丽的画面,永远永远也不能从我心中消失。”[3]

 

鲁迅回忆自己在童年时期把家后面的百草园当成了自己的乐园。他在《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里这样写道:“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可见,这百草园里的草木丛生、众生万象着实让童年的鲁迅寄托了无限的梦想。

 

沈宗瀚在其晚年讲述了他幼时与同伴游戏的生活景况:“吾村儿童甚多,常同游戏,余时常偕三哥、五弟于晴天早饭后往大晒场与他家小孩聚会,三五成群,捉迷藏,调草龙,放风筝,掘荠菜,溪沟捕小鱼、泥鳅,……游玩节目四季不同,兴高采烈,乐趣无穷,使我身体强健,并养成我爱好旷野山林之生活。”[4]这些浸透着自然气息的游戏给予了他一个快乐与健康的童年。

 

童年是一个诗性的人文童年。正是因为儿童人文性的精神里充满着生命的冲动、激情、幻想、稚趣、游戏等,才让已经成为成人的人们每当忆及童年总能寻得其中的永久魅力。

 

然而,童年并不仅仅意味着回忆。可以说,童年既是成人精神世界中不能免除的永恒情结,更是成人精神世界的根基与渊源。儿童时期的人文性精神是构建成人人格的历史性前提,也是生发成人精神的永恒动力与源泉。冰心在《我的童年》中写道:“提到童年,……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划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 当代作家张玮对于童年生活之于成人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有着同样的感受。他说:“童年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外部世界对他的刺激,常常在心灵里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这一切让他咀嚼不完。无论他将来发生了什么,无论这一段经历在他全部的生活中占居多么微小的比例,总也难以忘怀。童年真正塑造了一个人的灵魂,染上了永不褪脱的颜色。”[5]

 

精神的成长是不间断、不停歇的,是绵延的。儿童时代的人文性精神是一直绵延到成人阶段的精神世界中去的。不经历童年的人文性精神就不会有成人精神大厦的建成。如果将人类精神的整体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人文性的儿童精神就如同长成这棵大树的种子或最底部的根茎。就如同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所说的:“一颗小小的种子,它含有了大树的形状和特质,被种在土里,整个的大树是一个不可分开的有机体,它整个的发展均存在于其种子和根部。人就好象是一棵大树,在新出生的孩子身上隐藏着在其整个一生中所要展现的本领。”[6] 

 

教育家蒙台梭利曾不厌其烦地阐述着她的“儿童创造成人”的理念。她说:“儿童不是一个事事依赖于我们的呆滞的生命,好象他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填充的空容器。不是的,是儿童创造了成人;不经历童年,不经过儿童的创造,就不存在成人。” “我们过去常说母亲塑造了儿童,因为是母亲教他走路、说话,等等。但实际上都非由母亲所教育,这是儿童的成就。母亲所带来的只是婴儿,是婴儿创造了成人。如果母亲去世,婴儿依然会长大并完成其创造人的工作。……是儿童吸收了周围世界的材料并将其塑造成未来的人。”[7]人的生成是精神的生成。儿童创造了成人也就是儿童时期的人文性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的母体孕育着成人的精神。

比利时作家弗朗兹-海仑斯直接就认为,成人是不能而且也从不曾离开过童年的。他说:“不能在自我身心中重新体会童年的人是痛苦的,童年就像他身体中的身体,是在陈腐血液中的新鲜血液,童年一旦离开他,他就会死去。”[8]海仑斯所说的这个童年已经不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童年,乃是一种绵延了的童年,一种绵延着的精神,这种童年与精神就是已经流淌在成人精神脉搏里的血液。就此,我们不妨说,那种在成人的身上随时都会翻涌上来的充满孩子气的意识与言行,便是这种永恒童年的一种显现。我国人文学者余秋雨在其《文化苦旅》的自序里曾这样感慨:“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他还提及眼前的一个现成的例子:一位比他大二十多岁的外国教授“逛城隍庙时竟象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车而双手脱把、引吭高歌”;还在那天“送给我一本奇怪的新著,是他与刚满八岁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俩以北冰洋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9]

 

成人的精神一旦是从儿童时期那种特定的人文性精神绵延而来,童年便成为成人生活的永恒之根。在每一个个体那里,根源于儿童时期的人文性精神及经验就会对其一生的精神及生活产生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Mitterrand, Francois Maurice Marie Mitterrand 1916-1996)认为,童年并非就意味着孱弱,它是一种力量。他说:“我从童年里汲取了最多的养料”,“今天,我所感觉到的,我的基本认识,都与童年的冲动有关”。[10]我国人文大师季羡林在《我的童年》一文中写道:“现在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边琐事,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

 

可以说,科学家们在童年时期的那些惊异的发现、困惑、幻想等,镌刻在了他们的记忆深处,其实也就是成为他们探索世界的持久的精神动力。这正如弗朗兹-海仑斯所认为的:“人的童年提出了他整个一生的问题,要找到问题的答案却需要等到成年。我带着这个谜走过了30年而没有思考过它一次,今天我知道在我开始出发时,一切都已决定。”[1]

 

无论是文学家,还是科学家,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行业的杰出人们,他们的童年或许会有着不一样的生活内容,有着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但这并不能影响他们都有着对于童年同样的感恩与缅怀,因为他们的童年有着同样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热烈的、诗性的、梦想的、游戏的、童话的神奇世界。而这共通的人文性的童年精神,又都共通地制造了他们同样辉煌的人生。

 

当然,每一个个体,无论是伟大还是平凡,都有着自己的童年,都历经着了人文性的儿童精神。这童年,这童年人文性的精神犹如蒙台梭利所说的“精神胚胎”,它孕育着了成人精神的雏形。蒙台梭利说:童年的“这种‘精神胚胎’后来可能产生天才的艺术家、有声望的领导人、一个圣徒或者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这些普通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喜好,这些不同的喜好使他们将来在社会上取得不同的地位。”[2]每一个人的人生与心灵都是从儿童时代及童年精神中得以孕育,并以此作为了起点。“我们生活的每一刻,包括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情趣,实际上都在童年里头有一种同构的素质潜含在那里,而且从童年那里开成形”,“不要以为童年随着时间逝去就消失了。童年永远在那里,我们时时返回童年去居住。”[3]当每一个成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追溯自己的童年时,这样的童年便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归宿。

 

我们还必须看到,只有那种和谐、健康的人文性精神,自然就才会有和谐健康的成人精神。童年时期的心灵创伤和人性压抑是个体精神成长中难以消除的阴影。以弗洛伊德为鼻祖的精神分析学派,一直都在充分地关注着早期经验对成人人格的深层次影响。现代的精神分析者们,总是试图从个体童年时期的未能解决的焦虑、紧张的情绪情感体验和一直压抑不能实现的愿望中,去诊断和寻求成人阶段的精神障碍和行为失调的根源和治疗策略,从而以其独特的视角注解着人文性精神的早年体验对个体精神的终生影响。

 

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人。儿童的人文性精神绵延地贯穿个体生命的整个历程,并自始至终构成为生发或建构成体理性人格与逻辑精神的根基与渊源。生态学家卡尔逊(Rachel Carson,1907—1964)说“如果说,真实的资料是种子,日后能长成知识和智慧,那么感性的情绪和印象便是这些种子生长所必须的沃土。童年时光正是培育沃土的时机。”[4]这孕育着智慧“种子”的“沃土”其实便是童年人文性精神的表达和释放。正所谓,童年留下一扇敞开的门,它允许过去的感性岁月在每一个人身上继续生长,在时间齿轮的飞旋中给予他绵延不绝的精神食量。

 

台湾史学者陈万雄在为一本书所作序中说道:“童年的生活不是‘小儿科’。童年的成长过程,小的关乎一个人的一生;大的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童年成长和教育形态,以至该国家民族民众日后的文化素质和生存价值。”[5]人文的童年不只是开启了一个人的一生,扩而言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也是由此而延展开来。


 楼主| 发表于 2010-8-25 17:24:0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儿童人文性精神是孕育人类精神及文化的母体

儿童人文性的精神是一种永恒的精神。这种永恒性不仅仅意味着它成为个体精神成长的持久动力和根基。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即立足于浩瀚而漫长的人类进化的历史,儿童的人文性精神乃是一种永恒的人类精神,而且任何历史时期的人类精神也都无不诞生于此而又归属于此。

个体的精神发育走过了人类进化的历史。恰如一首歌里所唱的:“不管过去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每一个儿童身上都是浓缩地沉淀着人类祖先数百万年以来生存与发展的经验。按照深层心理学的解释,一个人精神中的童年根基就可以说是童年原型。在个体的精神那里,沉淀着在漫长的人类演化过程中世代积累的人类祖先的经验,存在着按照跟人类祖先相似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并作出反应的种种先天倾向。这是人类通过进化史而被先天确定了的,因而每个人都是同人类的往昔联结着的,与种族的往昔,更甚至与整个有机世界的进化历史相联结。于是,那种种的先天倾向在所有人的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化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因此它就不再是个人的无意识,而是共同的、集体的无意识。这其中贮存了“各种本能的形式,也就是种种的原型”。[1](一切集体的无意识及其所包含着的“种种的原型”都是意识产生的根基和渊源。)人的生活中有多少典型的情境,就会存在多少原型。童年便是一种原型,我们的童年来自于我们的每一位祖先,并出现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初始的岁月里,周而复始。童年成为一种非时间的存在,而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人们追忆、梦想童年不仅仅是个人无意识的浮泛,更是集体无意识的驱使。那种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梦想或怀念,是一种“前生记忆”,是人类遥远的祖先留下的生活痕迹,是“比我们童年记忆更深远的童年”,是“我们童年梦境中的梦境”。 [2] 应该说,深层心理学在把对人的精神考察引向了遥远的已经永恒了的史前,也就是在追寻一种永恒的精神存在。

童年作为一种原型,不仅在儿童那里发挥作用,而且在成人那里也发挥作用。它是比我们所理解的儿童精神更加深层的精神根基,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原始遗产”,即个体“可能在一出生时就携带着种族发育根源的碎片”。[3] 所以,童年原型在每一个个体那里都是共同的,也是永恒的,是纯粹地属于“集体的”,是跨种族的。“对于童年的个体而言,他的个体化尚未充分达成,他更多的是属于类的。而成年则主要是个体的,因而是更个别的,更有差异的。童年是生命史的浓缩,是一切祖先生命的聚合,是共同的,永恒的,而成年只是童年延伸的尾巴。”[4] 这样,作为类的童年原型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便居于了特殊的地位。所以,童年原型就是人文性的儿童精神获得永恒属性的历史渊源和逻辑前提。没有童年原型就不会有永恒的儿童人文性精神的诞生。

当然,一定的精神实体又是属于具体的人,具体的人是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儿童人文性的精神根源于童年原型而生成,但又不仅仅是原型。仅拘于原型,人文性的儿童精神便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先存在”,其存在的具体历史性与情境性便彻底被抽空,从而使得对于儿童精神的理解陷入幽暗不明的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所以,儿童精神的永恒性就不能仅局限于种族进化的历史而获得,它也应体现于人类文化发展即精神进化的悠远历史中。

在个体与类发生的辩证一致中,个体的精神发育简约化地行走在人类文化进化的历史道路上。作为人生之初的儿童内在地一致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原初状态,并且在其共通的人文性特质上,儿童精神与人类原初文化达成了形式上的辩证统一。所以,每一个儿童身上所沉淀着的人类精神进化(乃至更为久远的生命进化)的历史,便以人文性的精神形式得以表达,由此,儿童的人文性精神也就成为人类原初文化遗存于现代社会中的“活化石”,儿童的生活与文化成为原初文化在现时代的再现或复活。

人类的文化历史是类文化或类精神的演进,而且历史是既定的历史。当儿童精神成为这一文化历史的再现或复活,也就意味着儿童不再是个体的儿童,是类的儿童,是我们全人类的儿童。于是,儿童的人文性精神也便不再是个人的精神,而是全人类的精神,不是个别化的精神,而是共同的精神。儿童成为一种共同的、类的象征,是永恒的象征。儿童人文性精神是类的、共同的永恒精神,这一结论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结论。

推荐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概括个体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时,说:“人类发展的开始阶段是童年时代,主要是为了生存的生命,所以这一阶段是把内在的东西表现于外部。少年时代主要是学习阶段,把外部的东西变成内在的。”[1] 这里,所谓童年时代的“内在的东西”,不会是后天的、个别化的,它只能是先验的、种族的、类的精神史的反映,也就是普遍的人类精神的形式,即人文性的精神。

泰戈尔认为儿歌是人类普遍精神的文化表达,其实这就是他对于永恒的儿童人文性精神的注解。他说:“伴随国家、时代、教育和风俗的变化,成年人多少有些新的变化,但今天的孩子像几千年前的孩子一样,那种无变化的永恒性,以孩子的形式诞生在连绵不断的人类家庭里;今天,它仍像亘古时代那样新鲜、温柔、淳朴和甜蜜。这种生活常青的原因是,孩儿是自然创造的,而成年人的大部分则是由自己双手塑造成的。那些儿歌就是儿童文学,它们自然诞生于人类的心田里。”[2] 

 

 楼主| 发表于 2010-8-25 17:24:00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类教育学者茨达齐尔(Herbert Zdarzil)认为,“游戏的某种基本形式在各种文化中重复着,……我们儿童的各种游戏中不难找到过去历史的状况和习惯的痕迹:某些游戏中保持了庇护权的结构,数序歌谣中以皇帝、国王、贵族、市民、农民和乞丐的次序反映了过去社会组织形式的等级结构;罚物游戏使人回忆起过去几个世纪的税务法。”[3] 这里,他所说的游戏的重复性以及其中存留着的历史痕迹,同样也是表明儿童人文性精神之永恒性、普遍性的一种证据。茨达齐尔不仅意识到儿童游戏在纵向上有其历史性的共通之处,而且也清楚地看到了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生活环境那里也是普遍地相似或相同着的。他说:“一个儿童尽管成长在大城市的‘垃圾桶和停着汽车之间的某处’或‘吕贝克市民楼的文明的颓废中,或英国的孤儿院,或一个俄国村庄的酗酒、敌意和贫穷之间’,但也部分地进行着其他阶层的游戏,掌握着其他阶层的游戏技术。”[4]

社会生物学的创始人威尔逊则是明确地把儿童亲自然的精神冲动看成是一种“原型”。他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谈到童年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沉迷。童年的他对于天堂海滩充满了好奇和惊异:“一个孩子来到深水边缘,满心期待地准备迎接新奇事物。他就像是远古以前的成年原始人,一个贪婪的古代原人,来到比如说马拉维湖滨,或是莫桑比克海峡边”。威尔逊对此评论说:“同样的经验一定在成千上万个世代中,重复了无数次”。[5] 他把儿童亲近自然水域的精神冲动,视为在所有儿童那里都要呈现的一种本能化的倾向。

我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认为,好的儿童文学能够打动今天的儿童,也就能打动世世代代的儿童,因此,好的儿童文学是追求永恒的文学。因为“今天的孩子与昨天的孩子,甚至与明天的孩子相比,都只能是一样的,而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以前;这一切‘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因而是永恒的”。[6]童话是儿童文化的基本样式,对此,台湾学者林守为曾提出,童话中所蕴含着的精神、德性、旋律、情调等,是能受全球儿童——不分国籍、不分肤色、不分今昔——所一致欢迎的。实际上,早在荣格那里,童话就是被看做原型的体现,它是“围绕着原型的主题而展开的故事,它显示了在世界各地和不同时代普遍相似的母题”。[7] 可见,所谓好的儿童文学,追求永恒的儿童文学,也就是追求儿童精神的永恒,就是追求儿童精神的人文性。当然,儿童文学本来也就是儿童自己的人文文化,是表达儿童精神的文化样式。

当儿童人文性精神成为永恒的、普遍的人类精神形式,也就意味人类的任何不同形式的精神都是由此而孕育、诞生。人类整体进化的历史是一个由普遍到个别、由一般到特殊、由混沌到分化的历史,这个历史自然是包含了人类精神与文化进化的过程。正如一棵幼苗长成一棵大树的过程,最先的根茎是一株,尔后才是分叉的枝条。无论是个体的发展,还是类的进化,人类的精神现象最先出现的总是最原始的,但却总是最普遍的、持久的,也是最稳定或顽固的,越是最后的才越是特殊的、变异的、不稳定的、暂时的。儿童人文性的精神其实就是蕴含着未来人类精神发展的所有可能或倾向的母体。这对于个体而言是如此,对于整个类而言也是如此。蒙台梭利宣称“是儿童创造了成人;不经历童年,不经过儿童的创造,就不存在成人。”[1] 当所有的儿童都在创造着成人,那么,所有的成人也就都由儿童而创造。于是“儿童是在塑造人类本身——不仅仅是一个种族、一个社会阶层或一个社会集团,而是整个人类。”[2]

实际上,现代人类的精神与文化无论如何时髦、新颖,都无不是历史的延续和产物,它绝不会只是现代人类的杰作。在人类精神缓慢而坚定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原初的人文文化过渡到近现代的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人类文化与文明,乃是因为那最本源的也是最永恒的原始精神或原始思维里就已经孕育着未来人类精神与文化的胚胎。儿童的人文性精神就是人类早期历史上的原始精神、原始思维在每一个现代儿童身上的积淀与复活。所以,“如果我们能在儿童身上发现人的本质,那么,我们也就能在他身上发现种族未来的幸福。”[3] 可见,儿童的人文性精神成为孕育人类精神的母体,这一结论是与个体发生与类发生辩证一致的进化历史是相统一的。

其实,正是在人类进化历史的宏长视野中,才有了“儿童是成人之父”这一著名论断。英国湖畔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Wordsworth)堪称是“儿童是成人之父”这一说法的最早提出者。在他的那首著名的《彩虹》诗里写道:“每当我看见天上的彩虹,/心儿就激烈地跳动。/ 我年幼的时候就是这样,/ 现在成人了依旧是这样,/ 但愿年老时仍然是这样,/ 要不,就让我死亡!”这里,诗中的“彩虹”是一个饱含寓意的象征。在《圣经》的创世篇中,彩虹是神与人立约的永久记号,是上帝保护人类永远安宁祥和的承诺和标志,[4] 因此它既是人类生命之初的永恒象征,也是人类永不能忘记的新世界开始的象征。彩虹的隐喻意义便是人类永远从初始的文明根基中得到惠泽。同一首诗中,华兹华斯又写出了这样的诗句:“儿童是成人之父,我希望在我的一生里每天都怀着(对儿童)天然的虔敬。”这里,“儿童是成人之父”所表达着“虔敬”印证着诗人对于彩虹的那种激动的情怀。儿童的存在恰如上帝以彩虹的名义允诺了人类的新生,儿童也便如那象征生命永在和世界初创的彩虹,蕴含着人类自始至今的绵远历史,又惠泽着人类延续的祖祖辈辈。人类生命之初的童年对于每一个个体的意义,就如同人类最初赖以刀耕火种地开天辟地对于创造整个的人类历史和文明大厦的意义。华兹华斯的确为我们认识儿童打开了一个广阔而深远的视角,让我们感受到了儿童在生命进化过程中表现出的神奇和儿童生命中所蕴含的绵远的历史。如果说诗人对于儿童的认识来自于一种感性上的直觉,那末继华兹华斯之后,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心理复演说的倡导者霍尔,都是明确地基于个体发生与类发生相一致的进化原理,而更为理智地提出了“儿童是成人之父”的论断的。教育家蒙台梭利也曾提出过这一主张。按照刘晓东在他的《儿童精神哲学》里的分析,这一主张的含义有:“成人是经由儿童期、经过儿童的努力工作而创造出来的”。[5] 儿童的这种工作是主动的、独立的,是更多地受制于自我的内部力量,即蒙台梭利所谓的“内在教师”或“内部向导”。而这种内部力量是来源于人类历代祖先为生命延续而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沉淀,因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童年来自于我们的每一位祖先,儿童的发展是历代人类祖先生存和发展的一个缩影,儿童的生命就是历代祖先前赴后继一步步构筑起来的生命,而这生命的火炬总是由最新一代的儿童所继承,儿童的精神就是在整个生命进化过程中经过进化选择而保留下来的宝贵资源。这一宝贵资源自然便是任何人的成长都不能脱离的根基与渊源。可见,“儿童是成人之父”便意味着儿童的人文性的精神就是人类精神的母体,是孕育与生发人类精神及文化的源头。

儿童的人文性精神的确是无限的、广阔的和巨大的。它亲近自然并溶入自然,对于世界充满着种种的幻想与好奇,而且它也呈现着人性的本真与自然。这样的精神世界、这样的童年就潜藏着无可限量的人类精神发展的一切可能与倾向。而且,它不仅是未来精神发展的起点,也在一定意义上又预示着人类精神发展的最终归宿。这正如波兹曼说的:“人们应理解儿童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儿童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这些都不应被扼杀;如果真的被扼杀,则有可能失去成熟的成年的危险。”[6]

儿童有着比成人更贴近自然的本性。这是所有儿童与生俱来地拥有着的一种近似本能的精神趋向。儿童从自然走来,儿童的生命也就与自然情景水乳交融、血肉相联。一只蜻蜓、一只蚂蚁、一粒石子、一片树叶,那天上的太阳,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爬物,无论有无生命,这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会被儿童赋予了意识与情感,也就成为其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须臾不可分离。儿童的这种对于自然的热爱与亲近是朴素的、原始的,是儿童生命存在不计任何功利的最本真的状态,是儿童精神归复于自然、同步于世界最活生生的体现。恰如美国诗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对于童年的自我与大自然无限亲近的那种描述:“这浩浩苍穹下的小小学童[指爱默生自己,引者注],明白了他与这博大的自然竞还是同根而生的。一个是叶,一个是花,他的每一条血脉里都涌动着他与自然的亲谊和感通。他与自然所同之根是什么呢?那不就是他灵魂的灵魂吗?……属于自然的美就是他属于他自己心灵的美。自然的规律就是他自己心灵的规律……一句话,那古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箴言‘研究大自然’最后成了同一句格言。”[7]

如果说儿童这种亲近自然的本性并饱含着了浓烈的探索而表现出的就是“儿童的科学”的萌芽,但也只是“萌芽的科学”,是“前科学”,是融入了艺术感性和诗意表达的科学,是“人文化了的科学”。而这正是为现代人类科学之人文性归复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启示或借鉴。“在某种意义上,儿童的科学恰恰弥补了现代唯理性科学之不足。儿童在假想的游戏中探索自然,以投入的情感与自然对话,用诗意的想象去解释自然。”[8]儿童的生活不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里,不在豪华明丽的厅堂中,因为儿童的精神根植于大自然的土壤上。儿童在人文性的精神世界里,天天歌唱着人与自然最和谐的乐章。然而,在现代的技术理性文明中,今天的成人精神与生活却是远离或背离自然。

儿童的世界是幻想的,因而他生活在比现实世界更为宏大的世界里。儿童不受理性常规和形式逻辑的束缚,他没有先入之见,无牵无挂,无拘无束,他可以一任自我的梦想自由地驰骋、飞翔。所以,“儿童处于最宏伟的景物的源头”,“孩子看见的是最宏伟的景物,是最壮丽的世界。”[1]这“最宏伟的景物”就存在于儿童的童话、游戏、涂鸦、歌唱、跳跃里。弗洛伊德说:“每一个正在做游戏的儿童的行为,看上去都像一个正在展开想象的诗人,你看,他们不是在重新安排自己周围的世界,使它以一种自己更喜欢的新的面貌呈现出来吗?”[2]茨达齐尔也说过:儿童“按照他们的想象游戏,一个人单独地或者几个人一起想象着他们自己的世界,如一个遥远的国家,他们在这个国家作为统帅或国王完成壮举或历险。”[3]泰戈尔说:“儿歌是心灵王国的游戏,那儿无法确定界限或形状或权限;那儿与警察的法律没有任何联系。”[4]现代派绘画大师毕加索(Pabol Picasso,1881-1973)曾悉心研究过儿童的绘画,但又不无遗憾的说:“我曾经能像拉斐尔那样作画,但要学会像儿童那样作画,还要花我一辈子的时间才行”。[5] 康定斯基也认为,“儿童身上有一种巨大的无意识的力量,它在绘画中显现出来,并使儿童的图画达到了堪与成人作品相媲美(常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高度。”[6]这是因为,儿童没有受到习俗与功利的熏染,他能够凭藉一种清澈的眼光来看待他周围的事物,任由一种“原生态”的性情来表现他的创造和幻想。不仅是绘画领域,现代音乐家们还因受到儿童音乐的启发,找到了“无调性音乐是一种自然的音乐”的证据。布约克沃尔德曾宣称,儿童的自发性歌唱“比之于巴赫、舒曼、门德尔松和艾甫斯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毫不逊色”。[7] 这正所谓:“天才就是随手被抓回来的童年”(波特莱尔语),“天才恰恰是任意回归的幼年”。[8] 儿童的人文性精神不仅是人类的艺术精神,而是所有创造性思维乃至一切精神与文化的源头。所以,苏霍姆林斯基十分坚定地说:“如果童话在我的学生的精神生活中不占据整整一个阶段的话,那他们就不会掌握抽象思维的能力。”[9]

儿童身上保持着人类探索的欲望与冲动。儿童的好奇与求知欲要比成人更强烈,“对于孩子而言,世上的种种事情都是新鲜而令人惊奇的。对于大人们则不然。大多数成人把这世界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10] 所以,只有儿童才更有勇气和率真去探索事物的真相。就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认为的,儿童的发问与困惑是具有“哲理性”的,“儿童就其天性来讲,是富有探索精神的探索者,是世界的发现者。”[11] 雅斯贝尔斯曾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孩子在听别人讲世界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故事。当别人讲到“开始的时候,上帝创造了天和地……”时,孩子马上追问:“在开始之前又是什么呢?”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个孩子是意识到了问题存在是永无止境的,而结论也永不可能。实际上,不仅是雅斯贝尔斯承认:“我们常常能从孩子的言谈中,听到触及哲学奥秘的话来”,[12] 包括皮亚杰、科尔伯格、李普曼、马修斯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认为,儿童是爱智慧的,儿童就是“天生的哲学家”。蒙台梭利还曾借诗人但丁(Alighieri Dante,1265-1321)的理解,把儿童的这种对于世界的无畏的探索与好奇,看作是儿童的爱的本性表现。她说“引导儿童去观察事物的那种自然欲望,但丁把它描述称为‘爱的智慧’。事实上,爱能使得儿童能以一种敏锐和热情的方式去观察他的环境中的那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我们成人往往是忽视的。”“在敏感期把儿童跟周围环境联系起来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实际上是一种对他的环境的爱。”[13] 儿童对于世界的敏锐与好奇孕育了个体早年哲学意识的萌芽,也是人类智慧与探索宇宙奥秘的开启与源头。如果说,每个社会都需要一个赤脚的苏格拉底去提出幼稚简单的问题,而儿童便是这满怀赤子之情面向世界的发问者。

儿童人文性的精神是冰清玉洁般的明澈而通明的,童年是本真、自然、轻松、清新的童年。所以,儿童的状态便未必就不是成人们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性圆满的最高境界。儿童精神世界里的纯真是让许多人心怀崇敬的。老子认为,儿童具有纯真自然的天性,那种可以觉解万物、性情高洁的圣人宛如婴孩。明代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4] 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也一直认为儿童天生具有圣洁的本性,童年蕴含着无限的价值。他说:“孩子就是我的老师,他们纯洁天真、无所做作,……我就像一个诚惶诚恐的学生向他们学习。”[15] 作家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中写道:“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你们每天做火车,做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们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其实,无论古今中外,有很多的文人、思想家、教育家等都曾经以这种近乎崇拜的心态面对着儿童的纯真世界。他们热情地赞美、讴歌儿童,乃是因为他们敏感地感受到儿童世界中人性之初的圣洁和儿童精神的人文魅力。

儿童的人文世界是一个无限广阔、无限丰富的世界。瑞吉欧幼儿教育的创始人马拉古奇以诗意的语言圣赞着这个世界:“孩子有一百种语言,一百双手,一百个想法,一百种思考、游戏、说话的方式。一百种总是倾听、惊奇、爱的方式。一百种歌唱与了解的喜悦。一百种世界等着孩子们去创造,一百种世界等着孩子们去梦想。”[1] 这里跳跃着鲜亮的色彩,奔涌着炽热的激情,洋溢着酒神般的诗意。这是一个梦想的、童话的、游戏、审美、探索的世界。在这里,没有掩饰、虚伪、矫情、功利与污浊,但可以找到本真、自然、纯净、乃至神圣。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潜藏着无可限量的未来人类精神发展的一切可能与倾向,而人类所追求的一切和谐与美好也都可在那里得以体现。所以,就如蒙台梭利所说的:“儿童不仅作为一种物体的存在,更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它能给人类的改善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刺激。正是儿童的精神可以决定人类进步的进程,它还能引导人类进入更高形式的一种文明。”[2]

人文性的儿童精神作为永恒的、普遍的人类精神形式,真可谓生机勃勃、仪态万方。一方面,它是几百万年来人类精神进化历史的杰作,是对于人类世世代代的生存与发展经验的浓缩与提炼;另一方面,它又是潜藏着和孕育着未来人类精神与文化的一切走向与可能的精神根基。于是,人类的历史在儿童这里找到归属,得以聚合,又在儿童这里得以重新开始,走向分化。现实中的每一个儿童都是联结过去与未来的中介与桥梁。于是,每一个儿童不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现在的我”,也是“过去的我”和“未来的我”。“在儿童身上凝结着一个纽结,即在他身上延续着过去,表现着现在,而且孕育着未来。过去、现在、未来三点,非常集中地凝结在这里。”[3]

这里,说到儿童是人类进化历史的过去与未来的连接,不由地又可以想到,蒙台梭利在《有吸收力的心理》(The Absorbent Mind)一书中关于儿童与成人关系的一段解释。她这样说:“儿童不像成人那样走向死亡,而是正在走向生活。他的工作就是要形成一个健全的人。到了成年期,儿童的特征就消失了。因此儿童的整个生活就是走向完善,走向更加完美”。“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把儿童的生活追溯到出生前的那个时期,我们又会发现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儿童的生活是连接两代成人的分界线。儿童创造的和正在创造的生活总是从一个成人开始又以另一个成人结束。这条航道总是紧紧围绕着成人的生活,这项研究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兴趣和启发。”[4] 蒙台梭利所说的这极大的兴趣和启发,其实是蕴含着一种新的儿童观的确立。我们总觉得是成人给予了儿童以生命,是成人在塑造着儿童的精神,然而,事实上却是儿童在创造着成人,创造着人类。

儿童精神、儿童的人文性精神是人类精神的起点,也是人类精神的源头和归属。这里延续着人类百万年以来甚至更久的历辈祖先的血脉,也蕴含着向未来进发所必需的生命动力和源泉,因此也就是一切人类未来文化飞速发展的动态跳板。诗人泰戈尔写道:“每一个孩子出生时所带着的神示说:上帝对于人尚未灰心失望呢。”[5] 与泰戈尔并肩被誉为“黎巴嫩文坛骄子“的纪伯伦(Kahlil Gibran,1883-1931)在《先知》中同样以诗的语言对儿童进行了崇高的礼赞,他写道:“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你们可以给他们以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们可以荫庇他们的身体,却不能荫庇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住在‘明日’的宅中,那是你们在梦中也不能想见的。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来象你们,因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与‘昨日’一同停留。”儿童不是生活在人类既有的成就的阴影中的稚嫩体,他们必定在向着一种更辉煌的未来奔跑。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儿童,那么就一代接一代的,生活必须由每一个儿童自已来发现和创造。儿童是人类新生命和新希望的代表和象征。如果不通过童年的创造,人就不能称其为一个人,而只要我们拥有童年,我们就不是一无所有,我们就永远拥有面对未来和一切挑战的胆识。

发表于 2010-8-27 06: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又一次的拜读了丁老师的大作,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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